先前的研究已经表明，未处理的孕期抑郁症可能对母亲和胎儿构成威胁。孕期抑郁症的患病率估计在7%-15%之间。产前抑郁的治疗是相当必要的，选择性5 - 羟色胺再摄取抑制剂（SSRIs）是最常见的治疗方法。然而，这类药物的使用可能对儿童的神经系统发育有影响。
孕期暴露于抗抑郁药物对儿童语言能力影响的研究表明，使用SSRIs和语言能力底下之间没有明显关系。但在这些研究中，小样本以及过早测试语言能力使得结果没有说服性。
近期，挪威公共卫生研究所及奥斯陆大学的S Skurtveit等在挪威建立了一个大样本前瞻性队列研究——挪威母亲和儿童队列研究（MOBA），并发表在 BJOG 杂志上。研究对儿童神经系统发育情况进行了长期随访，目的在于评估孕期暴露于SSRI以及焦虑和抑郁症状在孕前、孕中和产后分别对儿童3岁时语言能力的影响。
研究数据基于MoBa（孕妇和她们的孩子(所有都以及达到3岁)）和挪威的医学出生注册 (MBRN)。其中包括自我报告本人药物使用情况、焦虑和抑郁的症状以及几次孕期干扰因素的预期数据，测试结果为儿童3岁时的语言能力情况。研究者对58 410名儿童进行了3岁语言问卷测试，排除多胎妊娠（双胞胎、三胞胎，n = 1748）、儿童发育畸形或染色体异常（N = 1555）、未完成全部问卷的孕妇和语言能力丧失的儿童（N = 290）。部分女性在MOBA调查期间多次妊娠，因此研究人群由45 266名母亲和 51 748名儿童组成。
母亲收到三个问卷，问题包括孕期药物的使用时间:(i)妊娠0周-17至18周；(ii)妊娠19-29周；(iii)妊娠30周-产后6个月。所有SSRIs作为使用药物组的唯一暴露因素。孕妇根据自己的用药情况在3个问卷中填写了使用时间，包括：（i）没用使用；（ii）仅在一个阶段使用；（iii）至少使用了2个阶段。
3岁语言能力测试采用语言语法评定量表。母亲选择一个类别然后形容她的孩子说话:1、说长而复杂的句子，比如“我什么时候去了公园，去荡秋千”或“我看见一个男人站在角落里；2、说完整的句子，比如“我有一个娃娃”或“我能出去吗?”；3、说两三字短语，如“我得球”或“给娃娃”；4、说一个词，如“牛奶”或“下来”；5–6、说话不能理解/不能说话。5和6非常少。
选择多类别的母亲，孩子的语言系统通常发育的很好。父母报告的结果通常是一个很好的评估早期词汇表达，特别是严重的语言延迟的方式。
本研究的45266名女性中包括51748名孕妇。其中386（0.7%）名女性在孕期使用SSRIs，161（42%）名女性在孕期至少有两个阶段使用SSRIs。在所有3岁儿童(n=51748)中，39841名(77%)儿童可说长而复杂的句子，9847名(19%)可说完整的句子，1727名(3.3%)可说两三字短语，192名(0.4%)可说一个词的发音，141名(0.3%)没有说话或者难以理解他们所说的话。潜在混杂因素中，父母的受教育程度、母亲孕期的工作和婚姻状况、平均生育率、吸烟和BMI指数与结果有极大的相关性。
研究人员观察到母亲在孕期使用SSRIs的时间越长，其孩子的语言能力越弱。与77%未暴露于SSRIs的孩子相比，只有57%孕期至少两个阶段暴露于SSRIs的孩子语言能力良好。相较于孕期至少两个阶段暴露于SSRIs的孩子（3%），可说两三个词短语也更常见于未暴露于SSRI的儿童（7%）。无法明确为何SSRIs组中有极少的孩子只能说一个词或者严重的语言延迟。其母亲在孕期的焦虑和抑郁症状也会导致儿童语言能力低分化趋势。
调整孕前母亲抑郁状态、孕期的焦虑和抑郁症状持续时间以及其他混杂因素无法改变本质上的风险评估。母亲怀孕前抑郁对语言能力没有影响，而孕期焦虑和抑郁症状和语言延迟有关。此外，我们发现一个重要的现象，SSRI对于叶酸的使用有着很强的影响。
综上所述，延长妊娠前暴露于SSRI的时间与儿童3岁时的语言能力延迟相关。孕妇产后抑郁症似乎并没有影响到结果。母亲在孕期出现焦虑和抑郁，孩子3岁时语言能力延迟的风险增加。虽然在分化上有转变，但极少数孩子仍被定义为因产前长期暴露于SSRI而导致其临床上语言受损。此外，母亲孕前和孕期焦虑和抑郁是语言延迟的独立因素。这些结果不应该作为是否治疗孕期抑郁争论的理由。
